当然，对确定概念的解释歧义也会影响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从而影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在涉及商标法上的不正当竞争侵权处罚时，美国法院依据推断统计学的原理和规则，在事实认定上采用了市场学或应用统计学专家实施的消费者混淆统计调查证据，即向大量的消费者进行有组织性的随机调查，来测试他们对相似商标混淆的辨别情况。按照证明责任的证明标准要求，不确定概念应依严谨的因果关系予以解释。

有人认为MLGB是潮牌服装名称，是Make Life Get Better/ MY LIFE'S GETTING BETTER的英文缩写。（三）常识性的经验性判断与专业化理解 在案件处理中，大众常识是主要的参照系。[24] 社会主义道德风尚通常是指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规范以及在一定时期内社会上形成的良好风气和习惯。[74]参见南通顾艺印染有限公司诉南通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复议案，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通中行终字第0015号。[12]行政法学不应该机械地理解和扩大不确定概念的种类，将政府信息、住宅、超生等概念均视为不确定概念并不合适，也不必要。

这里不是简单地对集中概念的法律解释，只有通过严肃严谨的征求意见、实地调查、委托调查、约谈和专家意见等程序，才得出了此项垄断将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结论。行政相对人请求撤销行政行为或者确认其不成立、违法、无效时，经常争执的不确定概念有：虚假广告、不正当手段、劣质商品、引人误解、情节严重、严重违法、严重影响、重要影响、公共利益、重大利益、重大损失、商业秘密，等等。没有工业的现代化和科技的广泛应用，就不会有今天的风险，而且这一进程是无可逆转的。

[38][日]金子正史「審議会行政論」雄川一郎ほか編『行政組織』（現代行政法大系7卷）（有斐閣、1985年）152頁参照。[日]宇賀克也「運輸安全委員会の現状と課題」ジュリスト1399号（2010年4月）10-11頁参照。为了纠正这种状况，有必要重视组织构成的手段，不能赋予一个组织两种相反的功能。另一方面，国家也要尊重企业的经营自由，而不能过度规制。

[19]参见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管理的意见》（环办[2014]24号）。在传统职能架构中，行政机关一方面保护、促进其所辖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被期待发挥规制企业的功能。

在法解释上，食品不安全的结论可引起法定的效果，但在评估结果为安全时，就只是监管的科学依据。在风险规制中，规制活动应当具有外在的透明性，能让民众参与和监督，这是民主的要求。其中，专家被认为掌握科学真理，一般公众则相对无知，两者之间需要单方性的灌输式交流，由专家提供公众容易理解的知识信息。[20][日]山本隆司「リスク行政の手続法構造」城山英明、山本隆司編『環境と生命』（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20頁。

谷垣祯一大臣在国会答辩时曾称，从科学的观点出发进行风险评估，此为第一要义，而不一定要委以调整利害之任。作者简介：王贵松，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27]这些要求既体现出专业性，也体现出多元性。（二）风险管理机关中的辅助机关设置 鉴于风险管理相对于日常行政管理的特殊性，风险管理机关需要配备日常性或临时性的辅助机关，以便获取更多的知识、更为专业的意见。

科学在风险分析中的作用，根据《食品安全的欧洲政策》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三种模式。该法区分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或战略环境影响评价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44]在交通运输领域，1971年7月，日本国内发生两起空难，导致230人死亡。专门知识的不确定性越高，在知识的选择上出现政治化的可能性就越高。

在现代模式中，风险管理手段可区分为以纯粹科学作业为前提的风险评估和含有社会经济的价值判断要素的风险管理。以日本的食品管理机关改革为例，伴随着2003年《食品安全基本法》的制定和施行，日本除了设立专门负责风险评估的食品安全委员会之外，相关的省厅设置法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力图确保食品的安全和民众的安心。[18]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讲，规划的制定过程公众参与已必不可少，保密的需求一般不高。这是一种内部监督机制。故而，它并不是对外行使职权，以制定标准、实施处分等方式对私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行政机关。这意味着日本的食品安全委员会并不是《国家行政组织法》上的行政委员会，而是相当于审议会。

2001年9月，日本首次在国内发现了疯牛病，肉食消费受到极大的影响。[5][日]山本隆司「リスク行政の手続法構造」城山英明、山本隆司編『環境と生命』（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34頁。

在肉的流通阶段，由厚生劳动省承担安全规制功能，对确保安全的标识进行管理。到底应采取一体模式还是分离模式，是采取组织分离还是职能分离，尚应根据科技的地位、公众信任程度等状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第9条第2款规定，国务院各委员会实行主任负责制。[12]实行分离模式的7个国家是奥地利、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和荷兰。

这也是前述科学在风险分析中的新型模式的要求。为了更好地适应消费者行政的需要，农林水产省实行了振兴行政与规制行政的分离。[3][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在安全管理机构的设置上，至少应实现在现有行政管理机关内部的分离，保持相对于产业发展机构的独立性，而风险管理机关应在整个机关的决策上尊重安全管理机构的意见。

[36]这种类型的审议会一般被称为政策提案型审议会。在向风险管理机关提交调查报告之后，临时性的调查机构即可宣告解散。

[26][日]山本隆司「リスク行政の手続法構造」城山英明、山本隆司編『環境と生命』（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21頁参照。为此，为了完善消费者事故调查的体制，可设立消费者事故等调查机关。

理论意义上的行政机关着眼于组织内的职能分配，有广义的行政机关和狭义的行政机关之分。这里的多元性既有专业知识上的多元性，也有利害关系调整上的多元性。

[14]参见2009年《食品安全法》第13条第2款。这是规制的正当性来源之一。针对偶发性事故，一般通过限时法设置临时的调查委员会。[33][日]鈴木達治郎、城山英明、武井摂夫「安全規制における「独立性」と社会的信頼―米国原子力規制委員会を素材として」社会技術研究論文集4卷（2006年12月）161-164頁参照。

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在职能分配上，风险评估机关属于辅助机关中的咨询机关，而非对外的狭义行政机关。当然，对于常设性的调查机构，除了特定事故的调查之外，还要展开相关的事故预防研究。

专家委员会根据评估需要设置专门工作组，具体负责不同专业领域的风险评估工作。从各国的风险行政组织设置情况来看，大体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一体模式，即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两种职能由同一个行政机关实施。

两机构以原先具有综合职能的联邦消费者健康保护与兽疫研究所为基础，按照新原则进行重组整合。[17]在目前的情况下，食药总局一般较为尊重风险评估委员会的评估，甚至以评估结果为最高根据进行风险管理，以免产生管理的风险。